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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老师:人各有“命”是全不讲理的

佚名

杨江(资料图)

神的本性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贫富、贵贱、聪明愚笨,每个人都有灵魂和个性。每个人都有人性。但是每个人的出身、经历、天赋都远远不平等。有富人和穷人,有天才和傻瓜,有美女和丑陋的怪物。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命”。“命”是完全不讲道理的。孔子曾感叹:“命啊!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病!”(《永业》第六章)如果是命,那就不能讲道理了。所以我们只好接受它。“不知命,以为君子也”(《尧说二十》)曾国藩很务实,据说他不信天,只信命。很多人一生努力工作,却总是不快乐,到了老了,就叹息说:“听天由命。”

我父亲不信命,我们家从来不信命。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到上海申请转学清华,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正准备插班考试。不料大哥的肺结核突然变成急性脑膜炎,发了七八天高烧后,半夜去世了,全家人起床后就没再睡。那是炎热的夏日,天刚亮就把棺材放进去了。那天我紧张极了。因为大姐是基督徒,母亲就托我办了一套入棺迷信规矩,有些规矩是大哥生病时做的,我负责一一办好,直到棺材合上。后事由我家负责办,不到一天就办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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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洗完澡,我到后花园乘凉。后花园里只有二姑、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母都在屋里,没有出来)。忽然,我听见墙外有一个人在弹弦,这是苏州有名的盲人算命师“梆梆梆”,因他弹的弦有这个音调,“梆梆梆”便成了他的名字。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姐提议请盲人进来算命,希望安慰一下母亲。二姑会算命,她就住在我们家,知道大家的“八字”,她就答应了。我们叫佣人打开后门,把盲人带进花园里。

那盲人一手拿着弦乐器,被拄着拐杖的丫鬟领进花园,坐下后问我们找什么。我们说“求病”。二姑报上我大哥的“八字”。盲人掰着手指头数,摇头说:“不会好,天地不和。”我们怀疑那盲人知道我家有丧事,因为那天门口搭了个吊唁帐篷。其实我家前后门相距五亩地,盲人无从得知。但我们肯定那盲人知道,所以他说的没错。我们想试探他一下。我们三姐两年前生了头胎,是个男孩,未满百日就夭折了。二姑也知道他的“八字”。我们请那盲人算一下这个死孩子的命运。 盲人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星座运势查询每日更新,勃然大怒,说:“你们家怎么了?你取笑别人?这孩子生了无数条命,早就死了!”盲人气得脸都青了。我和哥哥姐姐都觉得很对不起,就请他给我爸、妈妈、哥哥和三个姐姐算命。其他几个姐姐都是未婚的姑娘算命,不想让人算命。盲人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都算准了。他赚了不少钱,心满意足地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算命先生。我们把盲人算命先生说的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心里才稍稍安慰了一点。那天是清华插班考试的第一天,我正好错过了。我立志要考清华本科,错过了最后的机会,也算是缘分吧。不过我只相信“帮帮帮”算命,不相信每个算命先生。 而且既然是命中注定,那么说不说都无所谓,也就没必要提前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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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钱钟书结婚前,钱家问过我的“八字”。我父亲说:“以前男女不相识,就用八字来相配。现在订婚了,还问八字干什么?八字不合怎么办?”所以钱家不知道我的“八字”。公公的《年谱》里有我的“八字”,他自己也知道不准。我们结婚后,离家出国前,公公给了我一本钱钟书写的算命书。我记得开头是:“父属猪,母属鼠算命大师 ,妻小一岁,有缘分。”照例,算命的都会先问几件早年大事。我心想公公老实,一定从他嘴里套出了真话。所以我根本不相信那本算命书。 那本算命书是算一生的,非常详细,每一步运势都有注释。但短期内没办法确定是否准确。我还记得最后一句:“六十年零八年,一去不复返。”注释是:“夕阳西下。”

后来我才知道,那本算命书名叫《铁板算命》。一个小时有120分钟,而《铁板算命》把一个小时分成几个部分,所以算得非常准。钟书被困上海时,有个弟子迷信算命,花了十石好米,拜名师学算命,就把《铁板算命》告诉我。他还请师父给钱先生算过命,结果和《铁板算命》差不多,只是寿命短了点。我们从干校回京后,钟书在“流放”到北师大的那一年,病得很重,被送进医院抢救。据算命先生说,他那一年可能就死了。 据弟子说,一般算命师只会说过了某年还会有下一年,总是尽量延长寿命,从来不会说“一去不复返”、“数已尽”等残忍的话。但钟书活到了88岁,足足多活了20年,而且坎坷的一生,除了最后几年病重,运气最好。不知道那位“铁打的算命师”会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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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徒弟出身富裕,自幼丧父。寡母善于理财,又信命,算计到家财散尽,儿子需要贵人相助,这个人就是钱先生。于是郑重地把儿子托付给了钱先生。儿子相貌英俊,就读于著名的教会大学,许多美丽的小姐都看上了他,其中一位还是钱家的亲戚。小姐的母亲让我给他做媒,可是徒弟不喜欢他,说除非钱先生和杨先生命令他结婚,否则他就没事。我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连父母都命令不了,我们又怎么能命令呢?可是小姐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坚决不嫁给他呢?他觉得不便解释,说是迷信命理,就只悄悄地把原因告诉我,让我不要说出去。 原来,他的生肖是鼠,鼠为“子”,子为水之源。那位小姐是猪年出生的,猪为“亥”,亥为“癸”,癸水为大水。子水加上癸水,岂不是把他家财全都洗劫一空?所以这位小姐是肯定不能嫁的。他让我不许说的“秘密”我又不能泄露,就说他们是同学,何必找媒人呢?可男方愿意提亲,女方急需媒人。我一再拒绝,因为女方的母亲会怀疑我有私心,想把女儿心爱的人留给她姐姐杨璧。这位同学很喜欢杨璧,因为杨璧比他大两岁,又生于狗年。狗属戊,戌属火土,能主水。我父亲那时已经去世了。 这个学生的母亲找到我大姐和三姐,正式提出结婚,说结婚后一起出国留学。杨璧断然拒绝了。我对这个学生说:你去请你那算命的找一个合适的人。他说算命的说最适合的人是属虎的,比他小两岁。解放后,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上海,去了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后,1953年还是1954年,我们住在中关园的时候,这个学生陪他母亲来北京考察,来看望我们。他不假思索地小声对我说:“我结婚了,男的是个属虎的,比我小两岁,算命的找的。”

没过多久,他的母亲就被抓了。这位弟子曾告诉我,他的母亲藏黄金,不是因为黄金太重,而是把最珍贵的宝石、钻石都收藏起来,这些宝石比黄金贵重得多。解放后,她把工厂、店铺都交出去,把珍宝藏在家里墙里嵌着的小保险柜里,以为这样就安全了。有一次她带了几件珍宝去香港卖,结果出国前就被抓,关了一年。家里的珍宝都被国家收购了,重达数克拉、闪着蓝光的钻石,标价才1000元。注定要失去的家产,就这样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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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柯庆施的上海城镇居民下放农村计划虽然没有实施,但这个学生的户口却迁到了农村。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命理学,妻儿还在上海生活,只有他一个人下乡。他不会干活,吃的是商品粮,每个月还要交一定的伙食费。我们送多少,村里人都知道,送多了,大家都来借,就只能送十几块钱。他每隔两三个月就能回上海探亲一次痣相图解,还能汇几百块钱。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得以落实政策,恢复户口,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当时出国的人,买行李时痣的位置,常常找他请教。因为他懂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时髦。 说是“贵人相助”,确实很丢脸,但一个月也就十几块钱,但他的命也确实该偿了。

我姐姐杨碧有一个很聪明的中学同学,英语很好。解放后,她听信了占星术士的话,想去香港求福。出国前半途被捕,被送去劳教。为了逃避某次劳役,她联系了医生,伪造了一份重症肝炎证明。劳教结束后,有人推荐她去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但得知她得了重症肝炎,就不敢录用她。她又不能离开劳教所,只好嫁给一个劳教所的犯人,一辈子在劳教所里工作。这么有才华的人,就这样没了,真是可惜。这只能说是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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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占星师,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我想一定有人记得他,因为他非常有名。抗战胜利前夕,盛传上海将遭到美军地毯式轰炸,那些在上海避难的人纷纷逃亡。这位占星师预言他那年会暴死。算命师都想趋吉避凶,于是他逃到香港,以为自己躲过了暴死之灾。一天,他在朋友家吃饭,吃完饭回到寓所,恰逢戒严,他被枪杀了。这件事一时广为流传,很多人都惊讶于他算命的准。但如果是命中注定,他又怎么可能躲得过去呢?我猜杨璧的朋友去香港就是趋吉避凶。

“生死有命”是一句古话,人生的富贵、贫穷、长短,的确是由命运决定的。用某种方式算命,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人皆知的事情。西方有句古话:“命该吊死的人,永远不会溺水。”我国人民不仅会算命,还相信看相。比如《马懿看相》就讲了看相的法则。相信看相的人认为看相更能表现性格。吉普赛人看手相来预测寿命。我翻译过一本西班牙书,主人公也相信算命,大概是受到摩尔人的影响。西方人只会说“性格就是命运”或者“性格决定命运”。反正大多数人都知道人生有命,命运是不能否认的。

(本文节选自杨绛先生《走到生命边缘》之“缘分与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