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象协会

中国人的姓名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尤其是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政治形势对中国人的姓名影响很大。据统计，1949年以前起名字大全，“红”字在姓名最常用字中排在100位以上，文革期间迅速攀升至第一位，文革后则跌至第六位；“军”字虽然只适合男性姓名，但在文革期间也排在第三位。

“国家”和“军队”是男孩名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国庆”、“拥军”、“胜利”、“建军”等名字在“前三十年”极为常见，而“援朝”、“计划”、“跃进”、“红旗”、“文革”、“反帝”、“卫东”、“忠泽”、“永红”、“伟红”等名字则具有更强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名字的常用字不再紧跟政治形势，而是回归到传统的追求：男性的名字往往寄托着对智慧、才华、志向、品格、福气的期盼，女性的名字则寄托着对美德、品格、美貌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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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有这么一类人，60年来给孩子起名，特别是前30年，给孩子起名从来就没有跟上过时代潮流，唯独他们给孩子起名完全不顾政治形势，他们的起名风格自成一格，60年来没有丝毫改变。

他们就是红色后代。

【第二代A小B、第三代ABB】

或许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红色后代的名字中重复字的比例异常的高。比如近年来媒体名人的名字，比如薄瓜瓜、万宝宝、叶青青等，普通人几乎见不到，但这却是红色后代起名中常见的现象。

例如，中共八届中央委员97名中，有子女的家庭就有93个（周恩来、邓颖超无子女，彭德怀无子女，李富春、蔡昌均为中央委员）。在有资料可查的19个家庭中，姓ABB的至少有30人。其中，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林锋、宋任穷、习仲勋等家族中，都有不少人姓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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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叠字在中文姓名中并不常见，女性使用叠字更为普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谢亚军和肖永和在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中文姓名语义分析》中，统计了叠字的出现频率。在接受调查的200名女性样本中星座性格 ，有12人名字中使用叠字，而200名男性样本中，只有1人名字中使用叠字。

如果把观察样本放在整个高级干部群体上，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那就是红人后代的取名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虽然红人第二代中也有大量的人姓ABB，但是红人第二代的取名方式更突出的特点是AxiaoB，而ABB则是红人第三代中更常见的特点。

以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后裔为例，在现有资料的家族中，姓名中含有AxiaoB或ABB特征的家族多达34个，约占93个家族的37%，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A与小B的组合有很多种塔罗牌占卜，最常见的就是B只是一个普通的常用词。

但乙字取自父母名字或母姓，亦属常见。如陈伯达之子陈晓达，即取父姓中的一个字。将父姓拆分两个字全部使用，亦不罕见。如李雪峰将“雪”与“峰”拆分给两个儿子（李晓雪、李晓峰），陈希同将“希”与“同”拆分给两个儿子（陈晓同、陈晓希）。李鹏的子女分别借用了他和妻子朱琳的名字（李晓鹏、李晓琳）。其三儿子无父母姓氏可用，只好用李晓勇。在父姓与母姓之间加一个小字，组成甲小乙，亦属常见，如李先念与妻子林家梅所生的女儿，名字就叫李晓琳。

ABB的取名方式似乎比A、B随意得多，BB的汉字范围远远超出了普通人使用的叠字范围，典型例子有薄瓜瓜、毛东东、李特特（李富春、蔡昌之女）、柯六六（柯庆实之女）、罗乐乐（罗瑞卿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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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49年前后红军后代的起名特点，却有非常明显的时间分界线。1949年以前，高级军官后代的姓名多带有军旅生涯的纪念性，如以婴儿出生地为名，多为地名缩写加“生”字。因此，在1949年以前出生的“革命军人”家庭中，“鲁生”、“捷生”、“荣生”、“X生”等姓氏十分常见。更为典型的是，因为姓“太行”的人很多，所以有“我们姓太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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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49年前后红军后代的取名方式截然不同，无论是之前的AB生，还是之后的A小B、ABB，但其共同特点是，没有中国人取名时的那种郑重期盼或雄心勃勃的表情，而是显得极其随意。

【天空下的叔叔阿姨们】

为什么影响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群体，给孩子起名时却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不带有一丝美好的期盼和憧憬呢？

答案可能很简单。

只有普通人，才会希望孩子能超越自己，前途光明，所以中文名字常用的字，多是形容词、名词等表达美好祝愿的字，如“伟”、“刚”、“强”、“李”、“方”等。1949年以后，A小B的父母处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对孩子的人生道路，并没有特别的期望，没有指望孩子能比自己优秀，对孩子的态度更像是溺爱，很容易被看成是父母的缩小版，所以取名A小B，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中国的A、B也与西方封建制度相似，王公贵族用祖先的名字命名。新中国与传统中国社会不同，传统中国社会虽然有宦官制度，但科举才是成名之道星座网，子孙若想达到祖宗的地位或超越父母的成就，还是要靠读书来为家族争光，所以即便是上层家族，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成为家驹、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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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新中国的红军后代，如果胸怀大志，就有一条清晰的升迁路径可以期待，堪称“云端世袭”路线——如同他们从小熟悉的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无需面对科举的选拔考验，甚至在教育方面，他们从小就拥有最稀缺的教育资源。

小B和ABB在封闭配给社会长大，所有的生活用品都由国家定量配给，他们不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真正的国家的孩子。小B小时候开心地唱着《我们划船吧》。在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后，他们再次唱起《青年朋友相聚》，自信地唱起《光荣属于80后一代》。

——无论年龄多大，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A、B永远生活在叔叔阿姨的天空下。永远长不大、永远掌权的叔叔阿姨会为他们安排、规划一切。缺少常人必须经历的艰辛与磨难，让他们成为成熟较晚、没有心理负担的一群人。很多红二代到了六七十岁，说话、思考方式还像十几岁的少年，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极不相称。

在养育了自己的孩子之后，A、B 不像其他父母，在给孩子起名字上比上一代更加任性。随着时代变迁，语言习惯也随之改变，他们的昵称也从“A、B”变成了“ABB”。

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A、B从不觉得ABB这样的奇怪名字有什么不妥。ABB这样的名字自然会给人以幼稚、不成熟的印象，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取名方式，就如父母给他们起A、B这样的名字一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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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热爱艺术】

在A、B两代人中，长子（或者被当做长子养大的孩子）和次子往往有共同的特征。“长子”往往野心勃勃，想从政，形象、长相、行为举止往往非同凡响，而多半从事商业的次子，在形象、长相、行为举止上，更像是一个花花公子。

尤其是他们从小就无所畏惧，不用看人心，也不用懂人情世故，这在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坚信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例如耿飚之女耿英曾这样描述自己50岁去美国的经历：“我父亲任国防部长时，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来华访问，我父亲送给他一幅我的画。”于是耿英给布朗写了一封信，附上她和父亲的合影和画作的照片。“没想到，两周后布朗的秘书就给我打电话了。”就这样，耿英以中国画家的名义进入了布朗的俱乐部。“那是上流社会的场所，我给很多石油大亨、军火商、社会名流画过画。”耿英的第一幅画，是为二战期间一位在战争中发了大财的美国人画的。“他说他的前妻对中国很感兴趣，长得像中国人，想让我给她画一幅肖像。画里，我让她穿上李清照的衣服，手捧古书，配上李清照的诗词。” 随后，耿英最终获得了2.7万美元，成为美国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华人女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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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由于甲、乙二人从小享受了同龄人所没有的一切，不知道什么是匮乏，所以他们很少像平民出身的官员那样贪图财富，最多也就是有“大私心”，而“无小私心”。

第三代红人ABB与接受过系统革命教育的父母A、B截然不同。他们和所有在无忧无虑、条件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一样，不仅受过良好教育、善良无害，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把文化艺术领域中“缺钱”的人当成了人生的方向。在他们上一代人中，从事文化艺术领域的人占比已经很高了。

红二代中，不少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的人物，恰好也叫ABB，如田壮壮、艾WW、张抗抗、刘索拉（刘索拉是刘志丹的侄女，姐弟三人分别叫刘索拉、刘米拉、刘嘟嘟，也算是ABB式的取名方式）。ABB甚至似乎是一个与艺术天然契合的名字。

由于ABB这种任性的取名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已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有时以此方式给孩子取名，或许能起到启迪和愉悦的效果。例如，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的刘长乐先生，就给自己的女儿分别取名为点点和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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