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汉族的祖先形成

汉族因建立了汉朝帝国而得名。在先秦时期，他们最初被称为华夏，或华、夏。他们是汉族的祖先。炎黄二帝被称为华夏的民族英雄，所以人们经常说汉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后裔。下面只是对汉族祖先华夏族形成的基本轮廓，或者对其面貌的简要描述。

一、从史料记载分析

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这之前一般称为传说时代；计算单位不是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而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从猿到人的过程极其漫长，从猿到现代人，已经三四百万年了。人类幼年时期，出现了很多原始群体，这些群体慢慢繁衍、裂变，形成氏族、部落，通过部落联盟进入国家。远古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许多氏族、部落，古称“万方”、“万邦”或“万国”，他们各自都有关于祖先起源的传说，在通婚、联盟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文化历史都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局面，逐渐发展成为复杂的类型。 祖先起源史犹如滚雪球般，将东西南北众多氏族部落的英雄人物混合组合成一个体系，人为地创造了传承序列。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类似的现象，都有类似的传奇时代。

当时还没有文字，原始人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传递信息，以保存历史、总结经验、鼓舞斗志。人类自始便十分珍视自己的历史，但由于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难免增删、夹杂不少神话；又因后世主观倾向不同，史料来源各异；所以文献记载的传奇时代的历史往往自相矛盾，神人难分，时间不准确，地域难定，人名、部族、地名常常混杂，事件、党派、顺序也常常混淆。但经过提炼一些基本材料，去伪存真，还是能发现一个基本的线索。

华夏族的历史，相传始于“三皇”、“五帝”，之后有“三朝”——夏、商、周（周又分西周、东周，东周又包括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华夏”作为族名正式见诸史籍。

“三皇”和“五帝”是谁？ 有各种不同意见。 “三皇”相传为伏羲神农燧人，伏羲神农女娲，伏羲神农祝融，伏羲神农黄帝，天地人，或天地太三皇。 关于“五帝”也有类似的传说，有的说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黄帝、颛顼高阳帝、夔高辛帝、尧、舜、少昊、颛顼、高辛、汤、禹、神农、黄帝、颛顼帝、焦帝、尧帝、舜、黄帝、金天、高阳、高辛、陶唐、右禹，或说是黄、赤、黑、白、青五帝。 有种说法称这六人被称为“五帝”，解释是因为这六人都符合五帝的星座。中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教授长期研究古史，提出传说时代历史堆积论，这的确是科学的观点，与我上面提出的渗透融合论完全一致。本质问题不在于“三皇”和“五帝”是谁，或许将是一个千古之谜，无法正确解答。这里不妨提倡“模糊史学”：重要的问题是对这些复杂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历史背景给予现实的回答。

有古代学者认为，在当时众多部落中，有熊“王”少典娶了有齐之女，生下了炎帝和黄帝，他们的后代繁衍生息，发展成了华夏族。这个故事虽然被许多学者考证研究过，指出了不少问题，但从传说时代流传到文字记载，一直流传至今。根据《史记》和《国语》所编撰的上古史，活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唐尧、虞舜、夏商周等朝代，也就是华夏族，都是源于黄帝。华夏族的上古史只是以上所叙述，当然不能完全否定，但也不能完全肯定，仍需批判地继承和深入地研究。

作为一个民族，它总是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繁衍、裂变，有时同源异流，有时异源融合。华夏族也不例外。按照上表来看，夏、商、周三代华夏族看似同根同源，各有不同流；但作为三个不同的共同体，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基本活动地域，各自的祖先历史传说，各自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各自的经济水平也各不相同。即便三代同源，在一两千年的演变中，量变质变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从层层积累和渗透融合的角度来解读上表，或许更为贴切。

三代及以前，华夏族显然有多个民族部落或国家，所以古代有“诸夏”或“诸华”之称。其中，夏、商、姬、姜四个社群或氏族的历史记录最为丰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渗透、融合的问题，长期通婚、战争，结盟、贸易等交流过程，既是矛盾统一的过程，也是渗透、融合的过程。他们的社会生活逐渐趋于一致，形成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华夏族。“夏”这个名字显然和夏朝的建立有关，古人解释“夏”是“大国”，是自称；周人也常常自称为“夏”，历史上有“周人尊夏”的记载。至于“华”这个名字，似乎来自于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服饰。 与寝具不同，夏人头戴冠冕，身着长袍，系着大带，上面装饰着五彩缤纷的服饰。古人解释“冠冕而饰以彩饰者，谓之华”，也应是自称。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是以夏商周为核心的华夏文化。

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不仅向“诸夏”渗透融合，也向混杂的、周边的民族渗透融合，他们之间在文化、血缘、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民族在古代一般被称为夷、满、戎、狄，或统称夷、思夷。他们一开始就与华夏有着显著的不同，正如戎人自己所说：“戎人之食衣与华夏不同，贡物钱币不同，语言亦不同。”看来在线算命，夷、满、戎、狄等部落的饮食、服饰、语言与华夏不同，这正是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应该存在的现象。

东周时期，民族矛盾的统一过程日趋激烈。当时人们提出“夷不扰华夏”、“夷不图谋华夏”，“以夷制夷”。“夷以奸（乱）华夏”是当时社会上很严重的事。当时最有威望的政治家，就是那些能“尊王驱夷”的人。一方面，有华夏与夷夏之分，或称“严防夷夏”；但另一方面，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从个体角度看，三代时期，四夷继续是华夏；华夏也继续是华夏；至于整个氏族部落的渗透与融合，则史料记载颇多。所以，古人概括为：“进华夏，即华夏”； “进夷则为夷”，不管哪个民族，只要你接受了中原中华文化，你就是华夏民族的人；即使你是中原中华民族的人，只要你接受了四夷文化，你就不是华夏民族的人，而是四夷的人。

西周、春秋时期，周朝王都居住着许多夷、蛮、戎、狄等部族，齐、秦、晋、楚等诸侯国也都生活其中。到了战国时期，除周边地区外，大部分都已融入华夏族。汉代学者明确提到了这一历史现象：“唐、虞国界，吴为蛮国，越为九夷之一，身穿裘衣，头穿绦，今皆着夏服；”“古戎狄，今为中国（按融入中原华夏而定）；古裸民，今皆着夏服。”从民族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史应该说是一部众多族群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虽然各民族之间时常发生战争，但融合的主流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史。

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常常发生作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地理的烙印。

先秦汉代学者认为夏商周时期的基本区域在黄河中游星座运贽，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古代称为中原或“中国”。他们常说：“三朝之所，皆在黄河、洛河之间。古文武山谓之中岳，四山各在其方向。”三朝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传说黄帝居住于涿鹿，与蚩尤大战，也与炎帝大战于阪泉荒原； 青阳降居江水，昌邑降居弱水，颛顼生于弱水，黄帝生于吉水，炎帝生于江水，还有“九州”（即“九国”“桂方”及吉野）、齐州、都麓山（即玉麓山、蜀山）等等，这些都被许多史家考证位于黄河、洛水、吉水流域，也就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

华夏族是在三代时期逐渐形成的。夏、商、周三族都没有固定的都城，尤其在早期，都城经常迁移。但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还是比较明确的。夏族基本活动在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京芷星座网，商族主要活动在河南、河北、山东边境地区，周族主要活动在陕西、河南地区。三代皇帝直辖之地“不足千里”，诸侯国是“小国寡民”。但是由于文明程度较高，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和影响都相当广泛，可以说已经超出了今天的国界。 黄河流域孕育的华夏青铜文化，虽然是中国北方的产物，但它确实渗透到了中国南方众多氏族、部落的文化之中，从而发出绚丽的光芒，成为当时东亚乃至世界一流、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

古代中国南方辽阔土地上的居民，过着群居生活，氏族、部落、民族非常复杂，与中国北方的粟、麦文化不同，是稻作文化。由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较少，情况不明，暂不讨论。中国北方的夷、满、戎、氐等民族与华夏族接触较多，与华夏族的形成和壮大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有许多历史遗迹可寻，现分节概括如下。

夏朝开始建立早期国家，实行“共主”制。王朝中央政府一方面经常与一些夷族发生战争，另一方面又经常与其他夷族合作，结成联盟。这些夷族对中央政府负有义务和进贡。夷夷、韩涿等部族首领也与夏人结盟，“以夏人代夏政”，取代了夏王室，显然不是普通的关系。“夷夏之争”是夏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持续了数百年。来夷、许夷、长夷、白夷、冯夷、黄夷、赤夷、宣夷等都曾与夏朝交战。夏人还打败了曹魏的戎人，杀死了防风首领，与夷族展开了战斗。 另一方面，一些夷族也与夏王室保持着友好的隶属关系，如方夷来朝贡，余夷来宾，九夷来守卫等。

商朝建立后，文字逐渐出现，史书对民族关系的记载也更加具体准确。无论是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杀戮，各民族的渗透、融合进程加快，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夏朝。许多不稳定的共同体或封闭的共同体日趋稳定或开放。古代民族、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大量出现在史料记载中，如羌、昆夷、氐人、浑州、西戎、九夷、乾人、兰夷、归方、义渠戎、燕京戎、余吾戎、石虎戎、夷土戎等。

“周代殷命”，四面扩张。“小国周”除了以武力征服人民外，还实行以德服人的政策。华夏族的成长发展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西周时期，与周王室经常交往的外族有怀夷、盱夷或徐戎、荆蛮、犬戎、氐人、大元戎、条戎、本戎、江戎、百济戎、西戎、西云等，时而处于战争状态，时而处于和平状态。西周后期以后，人口增多，土地开垦，共治制度弱化，诸侯势力强大，杂居周边的民族逐渐繁荣，夷蛮戎狄也不断扩张，空前活跃，留下了最多的史迹。 正是在蛮夷入侵、“华夏不破”的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春秋时期百余年尊王攘夷的霸权政治局面。与此同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众多外来民族也基本融入了齐、秦、晋、楚等国的王室和华夏文化。战国以后，外来民族基本只在中国边境地区活动。 东周时期，见于史料的外来部族有山戎（吴中）、鲜戎、北戎或戎州姬氏、怀夷、赤狄、白狄、东山高罗氏、鲁氏刘裕多尘、贾氏李九如、义渠戎（大理、吴氏、渠延）、长狄（苏蛮）、里戎、戎满、茂戎、鲁戎、江戎、义渠戎、犬戎、群庶（徐）、中英、九夷、白夷、群满、林胡、楼烦、中山、呼疋、东胡、兵岱、民主、棣元戎、鲜卑、匈奴等。至于长江以南的外来部族，当时还未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其部落众多、结构复杂，直到汉唐时期才逐渐明朗起来。

与华夏族群及周边各民族杂居的各民族之所以能与华夏族群为主体融合，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生产力比较低下起名网站 ，文化不够先进，有的正处于恩格斯所说的“掠夺是光荣的”军事民主阶段，有的生活在封闭的村落组织中，无论是粗放的农耕还是畜牧，生活方式都不是很稳定，经常迁徙。由于居住地不稳，所以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大多没有调查清楚，用的是通名、自称、别名，或专名。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足以准确确定历史上有记载的数百个少数民族的部族和民族。但是，东周时期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逐渐融入华夏的历史痕迹，应该说是完全符合史实的，不容置疑。 融合的方式有通婚、经商、结盟、战争等等，总之，渗透与融合都是按照辩证规律、矛盾统一来进行的。

2. 考古发展遗存的体现

建国以来，我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对中国古人及其文化的认识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迄今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约三四百处，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批重点遗址已正式发掘。这些发现表明我国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有助于认识人类的遥远直系祖先或其分支。

出土材料显示，我国总体处于人类起源范围之内，大约在150万至200万年前就有类人猿存在，一直延续到1万至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从猿人到古人再到新人的全过程。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国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都曾存在过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都曾存在过勤劳智慧、能与自然抗争的主人。著名的有旧石器早期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云县猿人、北京猿人、河县猿人等；旧石器中期的大理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鞍人、桐子人、长阳人、新东人等；旧石器晚期的河套人、建平人、上丁洞人、柳江人等。大量的人类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代居民世系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体质进化、变化、发展等，都是十分珍贵难得的材料。 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先民社会生活、思想意识、文化内涵演变等非常珍贵难得的资料。我国这些早期人类应该说是中华大地最早的主人，从高层次上讲，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古老而辉煌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一些考古学家根据陕西沙苑、河南灵井等地的发现，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如山西朔县峙峪、河南安阳小南海等）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并提出黄河流域特别是华北地区是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发源地，从而形成了中石器文化。

后来在黄河流域出现的新石器文化，农业因素较多，可分为多种类型，向北渗透至东北、内蒙古、新疆，远达东北亚、美国西北部，向南则渗透至华南、西南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使用这些布州文化类型的社区或群体之间的迁徙、通婚、收养、贸易、探索等密切相关。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发现的早期遗存有大地湾遗址、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关中及其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有老官台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北守岭类型，或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

黄河中游地区有仰韶文化遗址上千处，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等地；远至甘青边界、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也有发现。

大量资料显示，仰韶文化延续时间约两千年，约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后过渡到另一种文化的另一个阶段。

仰韶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在不同文化类型的主人发展水平上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不平衡性。有的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或已进入父系社会，或由父系公社向个体家庭过渡，或已进入个体家庭。总体上看，社会经济似乎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形态，除了渔猎采集之外，还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如果仅依靠以上任何一种经济手段，显然不可能维持村落成员一年四季的生计。

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游地区发展起来的文化是龙山文化。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和安徽西北部一带，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后期称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从社会经济生活分析，这些龙山文化比仰韶文化要先进。父权制似乎已经确立，私有财产也已产生和发展，并有贫富分化的迹象。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同时并存。

山东一些考古学家整理出了山东古文化的序列：北辛文化（公元前5700年—公元前4700年）→大汶口—龙山文化体系（约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19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这个序列只是大致的轮廓，其基本情况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同步的。

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纹饰，结合文化内容，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东西两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或多或少存在着融合和渗透，中华先民的文化应该主要是由黄河流域东西两岸的居民所创造的。

在黄河上游、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以及北方地区（包括华北、东北、内蒙古、新疆等）都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它们的文化内容都有着各自的地方特色或民族特色，又或多或少地与周边文化或中原文化发生了渗透和交融。应该说，这些众多的不同文化及其类型，反映了古代中国南北方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共同体和许多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今天我国约60个民族的先民。

从考古文化分析，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在华北大地，还是在华南大地，人民共同体所创造和运用的文化，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特点。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以及其他地方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马家滨、河姆渡、良渚、屈家岭、大溪、石峡、仙人洞、甑皮岩、红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时间上看，不少存在着同步现象；从文化内容上看，不少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从经济形态上看，多数为复合经济生活；农业中心并不单一，北方的粟麦生活与南方的稻作生活并行演变； 畜牧业中的六畜大部分都相继问世，但游牧民族的出现确实是一个比较晚的事情，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虽然各文化之间有渗透、有融合，但大多都有自己的特点。总之，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多元的，并不是从一个中心传播开来的。文化的交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的交融。中华先民共同体的萌芽形成，可以从中揭示一些信息。

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开始，夏商周三代跨越了三个朝代。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城市、宫殿、王陵的建造、青铜制造冶炼业的高度发达以及铁器、礼器、兵器、玉器、商业贸易等标志着古代文明重大成就的东西，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走在了周边地区的最前列，并有向周边民族传播的历史痕迹。以华夏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夏商周政权，其社会经济、文化都处于当时“世界”的巅峰。所以我们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族是当时社会最发达、文化最发达的民族； 周代贵族中兴起的大民族主义，并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事实上，各民族的不平衡发展、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按照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构成了三代历史的主流。

华夏族就是在这个历史主流中形成的，由小到大算命大师 ，由散到统一，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低等到高等，由单一到复杂。华夏族与其他民族长期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各民族之间既相互矛盾、斗争，又相互促进、交融孩子起名 ，民族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随着时代的演变，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交往日益频繁，相互共通、相互联系日益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状态等不可分割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同时共存的各民族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继续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